北宋词的三次变革(北宋词体的三次变革)

北宋词体发展的两个点

一、词的产生与音乐有关。

隋唐时期,音乐有三个系统——雅乐、清乐、宴乐。雅乐是《诗经》所配的古乐,清乐乃汉魏六朝乐府诗所配之乐。宴乐(又称燕乐、讌乐)是唐代从西域传进的乐曲。其乐器以琵琶为主,琵琶四弦二十八调,音域宽广,表现力富丰,故能以压倒优势取代从容舒缓的雅乐和清乐,并吸引诗人纷纷为之作词应歌,词就是为配合这种燕乐而创作的。《旧唐书·音乐志》:“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可见正是这种胡类新声和里巷俗曲之结合,促成了词的真正兴起和发展。

词与音乐的结合方式与以往的诗歌不同。大致而言,先秦时,以乐从诗,乐曲形式由诗之抒写情志的需要和体制所决定;汉至六朝,采诗入乐,主要入乐歌诗都必须依据曲题、声调、乐谱,经过协乐方可演唱,但乐府诗入乐,往往由乐工在文辞上进行分割拼凑以适应乐曲变化,辞曲并非完美结合,这种诗乐的情况与唐以来有意识地倚声填词是不同的。因此,无论是诗经,还是汉魏六朝乐府,乃至唐代的五七言绝句,诗乐的结合方式大多是“选词以配乐”,唐宋词则是“由乐以定词”,即本备曲度,词人根据乐曲的旋律、节拍要求填上歌词。最初依曲填词,词意与调名统一,中[河渎神]是祭赛河神之曲,所填词有诚信名言的演讲稿亦与赛河神有关。但后来此曲普遍流传,不祭河神时也有人唱此曲,于是文人就用别的抒情意境填词,词意就与调名无关了。初期小令,多为应歌而作,文句简明、词意一看便明,无需再加题目。后来词的作用扩大,意境题材繁复,于是作者有必要再加一个词题或词序以说明词的创作动机及内容。前者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者如姜夔[杨州慢]、[齐天乐]等词均有较长的序。

二、词的产生与长短句有关。

乐曲需要与词相配,最初拿七言绝句,近体诗与之相配,充当歌词。但繁复多变的燕乐曲调与整齐划一的五七言诗的整齐句式发生了矛盾,因此采取加和声和衬字的办法来填补节拍,后来有人把无意义的和声(即泛声)、衬字写上有意义的文词,因此,长短句应运面而生。朱熹《朱子语类》云:“古乐府只是诗中间添却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逐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长短句在诗经、乐府里大量使用,和声魏晋时就有。传为曹期待美好的宋词丕作的《上留行行》《瑟调》就用了和声:

居世一何不用,上留田。富人食稻与梁,上留田。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一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惜,将欲谁怨,上留田。

上六处“上留田”意义不在,但在音乐上起了和谐划一的作用。但这还是词。当然,“和声”和“泛声”还不足以解决胡乐与诗的矛盾,于是“依曲拍为句”便成了词与音乐的结合方式。

从选词以配乐到由乐以定词,从歌诗之法到歌词之法,这就是词体的形成过程。大体说来,词在燕乐风行的初盛唐于民间孕育生长,中晚唐、五代时经过一些文人的创作逐步成熟和定型,至两宋而大盛。

词“依曲拍为句”的独特体制有如下特点:

1、依曲调为词调,不另立题。

2、依乐段分片,片有定式。

3、依词腔押韵,韵位疏密无定。

4、依曲拍为句,句式长短不齐。

5、依唱腔用字,讲究四声。下

6、词的篇幅。①从节拍(即节奏不同)不同来区分,有令、引、近、慢。这原是音乐上名称。②从字数而言分小令、中调、长调。

一般就来,宋词的发展演变大致经过了五个阶段:即没袭期、变革期、过渡期、中兴期、衰落期。宋词的沿袭期指的是从宋代开国(960)到1060前后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人们往往称之为北宋的初中期。这一时期的词沿袭了唐五代词的特点,在形式上以小令为主,内容多写男女恋情、离愁别恨,艺术上多用白描手法,也多是应歌宥酒的娱乐作品,其间虽然有一些表现人生感受的内容,但毕竟是少数。

这一时期代表词人有柳永、欧阳修、晏殊、张先、晏几道等,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柳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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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词的三次变革(北宋词体的三次变革)

唐朝五代到北宋词之流变

唐五代北宋是词的萌芽与成长的兴起时期。从大量的民间创作,到文人的模仿学习“依曲拍为句”,一直到成为文坛的一种主要抒情诗创作形式,词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文雅化、精致化的成熟过程。以下分阶段叙述。

1、敦煌曲子词:

词,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它最初广泛流传于民间。可以肯定,当时流传在民间的词一定是很多的。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民间词绝大多数都已亡佚了。19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敦煌鸣沙山第288石窟(藏经洞)里发现了几百首抄写的民间词,为研究词曲的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现存的敦煌曲子词,不仅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同时在艺术上也保留了民间作品那种质朴与清新的特点,风格也较为多样。正是这种流传在下层人民中间的民间词哺育了文人,促进了文人词的创作和发展。同时,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里,还保存下一些在现存唐代文人词中很少见的长调。

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曲子词中写得最好、最多的依然是言男女情爱的作品。配合公私宴饮等娱乐场所中流行之燕乐歌唱的曲子词,必然会受到创作环境、氛围的影响,表现出一个大概的创作倾向,即多言男女艳情以侑酒助乐。

作为词的初期形态,敦煌曲子词也明显不同于后来成型的歌词。它的初期形态的特征,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归纳为六点:有衬字、字数不定、平仄不拘、叶韵不定、咏调名本意者多、曲体曲式丰富多样。同时在艺术表现上,许多作品还过于俚俗粗糙,往往令人不堪卒读。曲子词这颗明珠,还掩埋在沙土之中,需要文人去挖掘、揩拭、磨光。

2、中唐文人词

词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它活泼的形式,鲜明的节奏以及丰富多彩的音乐性,不仅为广大下层人民所喜爱,同时,也必然会引起广大文人的重视。文人倚声填词可能很早。现存最早的文人词,有人认为是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和《忆秦娥》(“箫声咽”)。宋代黄升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认为这两首词是“百代词曲之祖”。但多数人认为这两首词是伪作,迄今尚无定论。下这样一个结论:初、盛唐时期,民间与文人都已经开始了“曲子词”的创作,这是可以被学术界所接受的。

这一时期文人词的创作,都是向民歌学习的结果。所以,依然保持着民歌风韵天然、明白如话的特征。从初、盛唐到中唐,相对而言,“曲子词”的创作局面仍然比较沉寂。中唐以来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依曲拍为句”,响应者寥寥无几。一方面,这时候唐诗的创作正走向鼎盛,在文坛上独领风骚;另一方面,从初、盛唐以来盛行的文人士大夫积极用世之意志,与“曲子词”婉娈低靡的格调还不太协调,一种适宜“曲子词”生长的社会环境还没有出现。

3、晚唐五代文人词

晚唐五代是我国词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歌词创作的高潮。林大椿编辑的《唐五代词》,收词1147首;张璋等先生编著的《全唐五代词》,收录作品2500余首;曾昭岷等先生编著的《全唐五代词》,收录作品2641首(正编1963首、副编678首),其中正编部分五代词就有689首之多。可以说明唐末五代以来歌词创作的兴盛。

五代十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乱哄哄的历史闹剧中,各个短命小朝廷的君主大都目光短浅,无(政)(治)远见,在狠斗勇战之余,只图声色感官享受,沉湎于歌舞酒色。

五代十国时期世风的华靡浮艳继续为词的发展提供最为有利的环境。这个阶段,由于地理上分割的原因,逐渐形成两个词人创作群体:西蜀花间词人和南唐词人。由于西蜀、南唐在当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经济生活甚至还呈现出一时的繁荣,这就为词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西蜀地势险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与中原广大地区相比较,局势相对稳定,较少战争祸乱,一大批文人避难西蜀,形成创作群。《花间集》是文学史上最早的词的总集之一,它是后蜀赵崇祚编成的,成书于广政三年(公元940),共收18家词人的500首词。

4、北宋文人士大夫词

两宋是词的全盛期。词之所以独盛于宋,除唐五代词为宋词的发展做好了准备以外,主要是和当时政治稳定,经济、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联系在一起的。公元九六○年,赵匡胤代周而崛起,建立了赵宋王朝,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长达二百余年之久的战乱与分裂局面,进入了一百七十余年国家统一与政治上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经济发展,都市繁荣,人口增加,市民阶层在不断壮大。北宋都城汴京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中心,它自然成为“新声”(即“曲子词”)创作的总汇之地。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全面记述了当时汴京的繁荣景象,并说:“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宋史·乐志》中也说:“宋初置教坊,得江南乐,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旧曲创新声,转加流丽。”上面这些文字,形象地描绘了宋代“新声”的发展和繁荣过程。

当然,宋词的发展和繁荣是有个过程的。它的发展、繁荣和宋代的政治、历史、时代风尚、思想感情以及美学情趣的变化密切相关,并由此而形成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

就北宋词发展过程来看,依据创作模式的转移与词风的嬗变,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创作时期。即:晏欧词风盛行的小令繁荣期;柳永词风崛起的慢词兴起期;苏轼词风崭露头角的豪放词创制期;清真词风风靡一时的词律规范期。经过这四个阶段词体、词风、词品的演进,歌词的诸多令慢近引长短形式、婉转或奔放的创作风格、美人江山等丰富多样的题材内容,已经大致具备。这就为南宋词的创作高峰期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然而,这种划分方法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就一个时期的主要创作特点(不管是内容方面,还是形式方面)而言的,其中有许多相互交错的复杂情况,并不是短短几个字可以完全概括得了的。此外,还有别具一格的李清照创作,不是那一种创作倾向可以简单归纳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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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ingj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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